熙宁三年同天节五月，新荆仍以秦凤路察访使的差遣再度奔赴秦州，王雱出为军器监环庆勾当公事，携带副手蔡京去往庆州参与军器监的管理和监督。
同年十一月，参知政事、观文殿大学士韩绛出为陕西宣抚使，坐镇庆州。
从熙宁三年十一月韩绛出镇到熙宁四年正月进取啰兀城前夕，新荆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韩绛宣抚陕西，征调秦凤路钤辖向宝一军前往横山一带参与由知青涧城种谔提出的啰兀城一战，新荆立刻请求随军。
王韶意味不明地看了他许久，显然消息灵通得很，新荆抱着个匣子出宫又孤零零带了个制造精良的头盔来秦凤路，很难不让人心头起疑——李宪会不会是个幌子，皇帝真正的眼线另有他人？
新荆被他游离在头盔周围的目光看得心头火起，几乎想把头盔丢给王韶:说正事呢，看什么看，又不是他想带着这头盔招摇过市……
王韶答应了。无论是不愿在敏感时期违抗代表皇帝微操意志的官员还是趁此机会将皇帝的掣肘打包送给环庆路去头疼，再或者新荆只是单纯的脑子一热，更离谱点如京中传闻他是去见王相那位少即知机却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接触边事的长子相好，他都没有动机阻止新荆往环庆路跑。
虽然新荆对拓边开垦田垄亩数一事和市易司一事上助他良多，但回京一趟已经能让太多事发生变化，任何一个边帅都对来自中央的目光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已经有相当的前车之鉴，更别提新荆在皇帝和王相身上获得的优渥让他看起来根本无法区分到底是谁的人，还有王。安石家那次酒后“真”言透露出一个从未到过西北的人对边地人事的谙熟……这些都使得王韶无法不提起小心。
现在他主动提起要走，到了环庆路也有宣抚使韩绛和副使范纯仁、吕大防——是的，韩绛挑选的宣抚副使竟然并不支持变法——的约束，闹不出什么乱子，出了乱子也算不到他头上，那就让他走好了。
到了庆州，新荆方才感觉到悬着的心微微落下两寸。他人已经在环庆路，凭借和王安石、和神宗的关系，多少能对韩绛产生一点影响，即便他还不够资格，王雱已经在环庆路数月，又是正儿八经的王安石长子、韩绛看着成长的隔壁家孩子，韩绛就算看在王安石的面子上也会听上一听，届时他要递个话会容易很多。
熙宁四年，庆州兵变……
上辈子啰兀城和抚宁城的失利标志着熙宁四年的横山战略的暂时告一段落。当时的宋军虽然在后勤补给上出现问题，但未必不能打赢，西夏国相、大梁太后的哥哥梁乙埋攻打抚宁城时，韩绛早就按了一支援军在手中，只要这支军队奇袭围困抚宁城的西夏军，必能内外夹击攻破西夏军，然而两千庆州士卒却在出兵前夕突然发生哗变，宋军追缴叛军不及，无法分兵支援抚宁城，导致抚宁城被破，千余守军战死，啰兀城失去了中转的补给点也变成一座悬于西夏境内的孤城，插入西夏的尖刀被锉去刀柄，无刀把可握，失去其战略价值，横山战略短时间再难有进取的空间，神宗遂下令放弃啰兀城，守军尽数退回境内，并感叹:娄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促为非。
而说到庆州兵变，本质上是宋朝钱粮短缺、前线物资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的矛盾，但矛盾的激发则和韩绛本人有很大的干系。一是调发仓促，人不堪命。进筑啰兀城又冒雪修建抚宁城以及其后周边四寨，事极仓促，人力物力所耗甚巨，然而韩绛没有做好事前的物资调配，也没能安抚因筑城数次出师致劳的士卒民夫，军中一时怨言四起，埋下后患。二是用人失当，引起军愤。韩绛初到陕西需要迅速建立起自己势力和班底，了解宋夏情形。他选中的是西夏没藏讹旁的家臣，因得罪其主而投宋的王文谅。韩绛看中他熟悉西夏军情和地形，特命他截止蕃将赵余庆，然而王文谅横掠军中，先诬陷蕃将赵余庆失期、后污蔑广锐军都虞候吴逵擅退，韩绛不能明察，一味偏袒王文谅，终于引爆了军中积怨，“部卒喧呼，欲刺刃于绛”，又在啰兀城遇袭、韩绛命令庆州出军牵制时发生哗变，两千士卒斩关而出。
而王雱和蔡京提前几个月到达开展军器监工作，同时也对市易司运转提出意见，不仅为环庆路积攒下一笔物资收入，也给了韩绛一条了解信息的可靠渠道，提高了他对陕西军事的掌控力，不必再以偏私这种破坏公平、副作用极大的方式来巩固权威。
时隔大半年终于要再次相见，新荆深重的忧思都被冲淡几分，他嘴角含了笑，跟在小吏身后走进军器监，不想没看见王雱，先撞见了蔡京。
蔡京看到新荆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脸色骤变，捧着文书僵在那儿，活像下一秒就要当场厥过去。新荆看他这样就来气，回想起之前让他抄书好好学习先进知识的时候他时不时眼神乱瞟、语气虚浮、答非所问、支支吾吾，一点都不积极主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